发布时间：2015-08-20

随着西方世界逐渐落入保护主义政客们的手中，如美国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希拉里（Hilary Clinton），英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法拉奇（Nigel Farage）等，我们是否能认为，一个由亚洲担当新的全球化领头羊的时代，已经揭开序幕了呢？

这是由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专业的博士生Chietigj Bajpaeem，在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网上杂志——《外交学者》上撰文时所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

Chietigj Bajpaeem表示，往日，西方大国们强调的是维护全球普适的准则、价值和制度，并对此引以为豪。然而，今天我们却眼见这些国家越来越着重于保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相比之下，亚洲地区国家的利益，与促进国际贸易和地区合作，以及维护国际规范和标准之间的关系，则正日益变得密不可分，Chietigj Bajpaeem写道。

在Chietigj Bajpaeem看来，西方国家的组织，如欧盟和北约等，或许为亚洲倡导设立各种地区组织，如东盟（ASEAN）、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简称EAS）以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简称ADMM Plus）等，提供了启发和参考。而这些亚洲地区组织，今后也许将会在亚洲内部政策的协调上最终取得主导和控制地位，同时，随着西方国家影响力的日渐式微，亚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会逐步加大。

另外一个显示出亚洲即将成为全球化领导者角色的迹象的事实是，无论是双边贷款，还是通过国际金融组织的多边贷款，如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和总部在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行），都日益积极踏出本国及本地区，将触角伸向海外市场以寻觅更多的投资机会。

亚投行在位于北京召开首届理事会年会上，宣布董事会已经批准通过首批贷款总额为5.09亿美元的四个项目。由于亚投行希望扩大融资能力，并吸收现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先进举措，该批项目中有三个是分别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行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联合融资的项目。

亚投行的首批项目中包括了巴基斯坦 M4国家高速公路一个路段的建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到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公路改善项目，以及印尼国家贫民窟的改造升级项目。由于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还有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国家，可见，未来亚投行的贷款投资决不会仅限于亚洲地区。

亚投行预计还将采取一系列动作，以改善优化多边开发贷款机构的现行程序，如简化贷款手续缩短需时等。

双边贷款上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加强对外扩张的趋势。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简称JBIC）放宽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日元贷款条件，以重新网罗此前由于贷款条件过于严苛而没有批准的项目。

JBIC通过对经营章程作出修改，现在风险较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已经可以通过一个新设立的特殊基金账户进行投资。这是日本政府正在下的“一盘大棋”之中的一步，也就是所谓的“品质基础设施计划”（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该计划的目的是增加日本出资的开发贷款机构的海外贷款总额，如JBIC，亚行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简称JICA）等，从而增强日本的优势，让其能更有力地与其对手中国相竞争。

最能说明日本由于信贷标准严格而限制了其竞争力的案例是，2015年，日本企业未能中标规划中的雅加达至万隆的高铁项目，该项目最终落入了一个中国财团之手。中国政府通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简称国开行），同意不要求印尼政府提供主权担保，而以JBIC为首的财团却要求主权担保，以满足其信贷标准。

至于另一边厢的中国，除了成立亚投行之外，其“一带一路”战略，更是中国正在日益通过其增长和发展计划，扩大自身影响力范围的有力证据。中国在国际基础设施发展融资上已经取得了领先的地位。目前，中国通过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在海外贷款的总额，已经与六家由西方出资的主要开发贷款机构的投资总额相齐平。单单国开行一家就取代了世界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基础设施开发资金的贷出方。

再加上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BRICS），以及其他数家地区性的贷款基金，中国的开发贷款总额已经远远超过所有西方支持的多边开发贷款机构的投资总和。

即使是印度，在该国现任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带领下，现在也在对外事务上开始采取更为主动、务实、全方位的政策。印度正试图联合当今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批国家，并为印度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提供支援。

为了向世界推广印度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印度总理莫迪在不足两年之内便访问了32个国家之多。此举是为了帮助实现莫迪政府所设下的印度经济增长目标，以及推动“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数字化印度”（Digital India）和“智慧城市”（Smart City）等由政府带头实行的策略。

莫迪近日展开的东非四国访问，是亚洲国家正意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力的又一最新例证。虽然，印度与非洲的贸易额只有700亿美元，比起中国的2,000亿美元逊色不少，但是印度与非洲大陆的历史渊源颇为深厚，比如在非洲的印度裔族群就达到了130万人，印度正想办法将此利用为在非洲发展经济关系的卒子，以寻求更多商机。

尽管中国发展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的事实，受到了媒体的大肆宣传炒作，不过，中国与非洲的交互往来也常常被诟病为“新殖民主义”的行径。而印度却迄今为止成功地避过了这样的指控，Chietigj Bajpaeem指出。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由亚洲主导的全球化目前依然处于初始阶段。举个例子，由总部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AidData）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中国在2000年至2013年期间对非洲提供的援助及其他官方资助，共计接近950亿美元之多，但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的传统援助和开发支持提供方，其排名仍比中国要高，证明他们“在议程设置上的影响力”仍比中国要大。

而把印度和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贸易谈判中，TPP提高了未来多边贸易的规则，这也显示出，美国在全球自由贸易谈判上仍然继续拥有设定标准的能力。

虽然到目前为止，亚洲对外事务的焦点仅仅集中于经济领域，但其表面下所隐含的战略扩张意图却如影随形。

对此，我们已经看到了证据——日本修改了对和平宪法的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即使自身未受到攻击，也可以为阻止针对他国的攻击而行使武力，而今后日本自卫队出兵参加海外战争也将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2015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里也提到，中国有“保护本国位于海外的机构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需要。而在当年12月所通过的反恐法，也让这个“需要”变得切实可行。这些都给中国解放军在日后派兵海外奠定了基础。

随着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势力逐渐退却并缩回到“壳”里，中国等正在崛起的新兴强国，或许将更能放胆挑战原有的国际规则和和制度。

不过，亚洲各国对于能够普遍适用于全球的新的准则、价值和制度，看法却没有达成一致。相反，几个亚洲大国，如中国、印度和日本，彼此之间更是有着明显不同的观点。

日本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并且已经植根于此建立起一套社会秩序，但该国至今仍然在试图摆脱“失落的二十年”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

中国是仍在崛起当中的经济体，经济增速领先全球，但随着该国逐步进入一个以消费和服务驱动增长的“新常态”，其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并正在寻求将过剩的工业生产力出口到别的国家，同时也在试图重现古时候称霸一方的大国荣光。

印度现在所处的阶段跟二十年前的中国很相似。该国正在努力吸引外商投资，以升级国内的基础设施并提高生产能力，同时也在通过采取不结盟或多方结盟的方式，以及实行策略性自主权的措施，维护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性并增强影响力。

这些现状都造成了亚洲国家在诸多不同议题，如气候变化、贸易和发展等等之上的立场分歧。并且，即使亚洲成为了新的全球化领航人，也不代表这样就能将已经延续了两个世纪的由西方所引领的全球化进程“推翻”。

因此，一场由亚洲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很可能仅会是对现行全球规则和价值的“重译”，而不是将其否定或者推翻。一些在西方社会眼里已经日渐“过时”的原则，如尊重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将会重新获得重视。而关于“人权”的原则也将会有新的诠释，诸如“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这样的主张将会越来越受到质疑和审视。

在这种背景之下，像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将会在世界管治权的争论之中充当一个位置特殊的角色，从而令争论更加白热化，为所谓的“以华盛顿为中心的舆论圈”（以民主、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特点）和“以北京为中心的舆论圈”（以无责任义务、价值中立和国家资本主义为特点）两者之间的、二元化的世界管治权争夺局面增添变数。